病有所醫當問誰

出版時間:2008-8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作者:周其仁  頁數: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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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年伊始,有消息說“衛生部首度公開醫改方案”。真有這樣快嗎?查證了一下,原來是衛生部的年度工作會議部署新年工作任務,高強部長提出“在醫療衛生服務和醫療衛生保障方面,要著力建設四項基本制度”。新華社消息沒有說高部長宣布的就是“醫改方案”,因為去年政府剛剛宣布,全民關心的醫改方案由國務院11個相關部委組成的醫改領導小組負責提出。衛生部如果已獲授權代表領導小組宣布方案,怎么樣也應該鄭重其是聲明一下的。另外,醫改涉及民生,即便政府有了方案,也應該經過人代會的審議才比較妥當。

內容概要

  這本文集集中評論中國醫改。講起來,“醫改”的時態不甚分明:我國醫療服務體制的改革,究竟發生了沒有?完成了沒有?抑或將來才要展開?說出來不怕笑話,寫這組系列評論的時候,我自己對這個“時態問題”也不那么清楚。等到要結集出版,北大出版社早就排出了清樣,我卻拖來拖去完不成校改,主要就是覺得問題還是不夠清楚。  來回翻看,本書的重點還是基于可觀察經驗事實的分析和解釋。倒不是說,這幾年關于醫改的討論和辯論,對本系列評論的寫作沒有什么影響。不是的。無論同意還是不同意,醫改辯論中的判斷、見解、論點和論據,經常就是“刺激”作者展開論述的直接推動力。但是,拜“經驗主義習慣”之福,我從來就不習慣以論點對論點、拿看法駁看法——那似乎只不過是打口水仗而已。自己比較傾心的,還是“查證現象、檢驗論斷”。  例如,不少論者斷定,廣遭詬病的“看病貴、看病難”,就是我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市場化”導向的惡果。這在我看來,就值得查證了:究竟有沒有醫療服務市場化這回事?結果很有意思:在老百姓花費在醫療服務上的錢財——無論總量、比例還是單價——巨幅上漲的同時,醫療服務動用的資源——醫生、護士、醫院、床位——卻沒有多少增長。對比來看,情況頗為夸張:1978-2005年間我國居民個人現金衛生支出增加了197倍,可同期全國醫院和診所、床位、醫護人員等等,最多的也不過增加了2倍多一點。  這算不算“市場化”呢?從一個角度看,患者花費越來越大把的錢財,不正是為了購買醫生和醫療機構的服務嗎?有買有賣,比之于改革前看病基本不花錢的體制——雖然那時進入公費醫療的范圍有限、農村合作醫療的服務水準極低——當下的醫療衛生不是 “市場化”又是什么?憶甜思苦,“反思‘市場化’”就成為一時的潮流。  冷靜追問:買賣也罷,市場也罷,一旦商品或服務的賣家大發利市,跟著會發生什么?我的答案是,跟著一定會有更多的人和機構,遵循“高利”信號的指引,加入到大發利市的賣家行列里來。他們能如愿嗎?取決于約束條件。倘若存在資源方面的障礙,想跟也跟不成。譬如當下的石油,每桶價格從30美元飆升到130美元,油商大發利市就是了。有沒有人想跟著大把數錢?天下無數。可是如果沒有石油儲存,想也白想。類似的,如果存在著技術障礙,比如有石油資源但沒有開采技術,美夢也不能成真。  社會方面的約束條件,最要緊的就是“市場準入”了。其實,大發利市代表需求旺盛、供給不能滿足。想跟著大發利市,其實就是想為人民服務——以更多的商品和服務供給市場,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但是,倘若市場不準進入,想為人民服務也不成——只能看著別人大發利市,后來者就是不得其門而入!  這樣來看我國醫療服務的 “市場”,大發利市的信號強烈,“跟進”的愿望也強烈,但實際的跟進就遠為不足。是有資源障礙嗎?查來查去查不到。因為醫療服務分解開來,無非就是專業人才(醫生、護士和醫院管理者)、設備、場所以及服務機構的信譽——這里面哪一項也不像石油,中國的天然儲量就遠不如人。以醫護專業人才的培養為例,我查了一下:1997-2005年間全國普通大學醫學專業累計招生85萬本(專)科生,平均每年達10萬之眾!其他資源諸如設備、器械、場所、床位,就不要細查了吧?——供給的潛力顯然非常巨大。  問題是,醫院和醫護人員的實際增長很慢。以醫生為例,1997-2005年間,全國醫生數目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了4.7萬人;期間雖然護士人數增加,但因為醫生數目少了,2005年全國醫護人員的總數,只及歷史最高水平(2001年)的97%!醫療服務總不能靠流水線來增加效率,醫護人員的總數減少,看病當然難。同期醫療服務需求繼續增加,平均算下來,看病當然貴!這里看得明白,并不是我國醫療服務缺乏增加供給的潛力,而是巨大的供給潛力得不到釋放和實現。  卡在什么地方了呢?就卡在醫療服務的準入。改革開放30年,很少還有哪一個部門的準入被卡得這樣死的:高端對外開放嚴重不足——發達國家與我國港臺地區都集聚大量愿意進入中國內地的優質醫療服務資源,無奈你不開門,別人怎么進來?中端對民營綜合醫院開門太小,診所倒還有一些,但綜合性醫院就遠遠不夠。低端的呢?對農村和偏遠落后地區的行醫資格,行政規定的門檻高得脫離了實際:當地尚可行醫的鄉醫,沒有文憑學歷就不能合法行醫;有資格合法行醫的呢?人家又不肯去。對此我忍不住發牢騷:如此“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改善我國的醫療服務莫非要靠念咒?  實話實說,真看不出有什么“市場化”。我所知道的市場化即用價格機制配置資源,靠的就是兩招:第一,通過相對價格的變動顯示需求的動向;第二,通過市場的進入或退出調度資源調整供給。亞當·斯密所謂“看不見的手”,講來講去就是這兩招。以醫療為例,如果“看病貴”顯示了中國人的收入提升以后對健康和醫療服務的需求急速提升,那么只要服務進入沒有嚴重障礙,潛在的醫療服務資源就一定受到相對價格的指引,被動員到醫療服務方向上來——更多的人學醫、更多的醫院開張、更多的場所被用來行醫。這就是說,假以時日,兩招并舉,看病不會難、也不會貴,尤其不會“又難又貴”地并存了那么多年!  當然,每個人關于市場經濟的定義可以有所不同。譬如有人認為,“看病花錢就是市場化”。這當然也是可以的,因為畢竟只是定義的差別。于是,我在本系列評論里又提出一個問題:我國醫療服務的資源動員能力究竟如何?以此作為中心線索,我把醫療服務與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的衣、食、住、行、用、通訊、教育、娛樂等方面的巨大變化相對照,發現醫療服務是動員資源能力最差的部門之一,其根源不在天、不在地,就在既沒有認真改革、也沒有大膽開放。  這就帶出了書名提出的問題:病有所醫當問誰?我的看法,要建立醫療的財務保障,更要建立醫療的服務保障。中國不是發達國家,早就動員并積累了大量高質量的醫療服務能力,所以那些地方的 “醫改”,主要就是改改財務保障——個人付、商業保險付、還是政府付。但中國的問題是雙重的:既有醫療服務由誰付賬的問題,更有如何動員更多資源進入醫療服務領域的問題。以為我們這里僅僅只是一個醫療的財務保障問題,似乎解決了付費困難,自動就有了提供醫療服務的保障,那可是食洋不化、錯把他鄉當故鄉了。這一點,值得未來的“醫改”注意。

作者簡介

周其人,早年在黑龍江下鄉,其中在完達山狩獵七年半。1978年從農村考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畢業后工作于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研究所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在杜潤生先生指導下從事農村改革發展的調查研究。1989年5月后在英國牛津大學、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和芝加哥大學訪問學習。1991年秋進入UCIA,后獲碩士和博士學位。1996年春季起,分別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中歐國際工商管理學院、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和長江商學院任教。作者的研究興趣包括:產權與合約,經濟史,經濟制度變遷理論,企業與市場組織,壟斷、管制與管制改革。

書籍目錄

序:真理總是具體的一、真是“市場化”惹的禍?這算哪門子“市場化”?醫療服務的資源動員“政府主導”恰是問題所在令人尷尬的“公立醫院”醫院甚于“招待所”天價醫藥費損害他人嗎?醫療服務是開放最差的部門價格管制的重負“紅包”是與非藥的問題在哪里?國家藥監局的教訓相對價格至關緊要二、全盤公醫歷史夢全盤“公醫”是個夢不盡如人意的全盤公醫解讀赤腳醫生從赤醫到鄉醫歷史上的鄉村醫生.農民缺醫少藥的原因批評里的教益重鄉豈能輕城乎?擺不平的城與鄉不開放焉能兼顧城鄉“中醫不姓中”的原因中醫與西醫的分又行醫資格的國家管制法外行醫的空間需求膨脹與供給障礙三、宿遷的啟示也談宿遷醫改(上)也談宿遷醫改(下)管辦合一是癥結所在宿遷醫改的普遍意義公共衛生是政府首要責任“公用品”的正面與反面宿遷的醫院改制醫院本位論醫院改制不容回避營利醫院和非營利醫院醫療服務的品質考核非營利醫院以民辦為優四、謹防事與愿違“包而不辦”是嚴重問題——以“英國醫療模式”為例惻隱之心的經濟學社保的初衷錯得離譜的測算“人人享受衛生保健”的限制條件醫改的唯一關鍵是堅持改革附錄:對世界衛生組織《和諧社會與健康:構建惠及全民的中國衛生保健體制》的評論意見

章節摘錄

這算哪門子“市場化”?差不多眾口一詞,國內外不少專家都說,中國醫療衛生亟待解決的種種問題是因為“市場化”造成的。為了避免無的放矢,先把我讀到的代表性言論舉證如下:2003年,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王紹光撰文指出,中國公共衛生形勢之所以惡化,“更主要的原因恐怕與我們改革總體思路中隱隱約約存在的兩種迷信有關”——其一是迷信經濟增長,其二就是迷信市場。根據王文,“20世紀90年代以后,建立市場經濟被確立為改革的目標,醫療衛生事業也逐步被推向市場”,而最后結果是,“中國的醫療衛生領域恐怕是世界上最市場化的之一”。①2005年,由葛延風負責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發表專項研究報告,在謳歌“計劃經濟時期,中國醫療衛生事業發展的成績非常突出”之余,該報告指證,中國自改革以來“醫療衛生體制變革的基本走向是商業化、市場化”,其消極后果“主要表現為醫療服務的公平性下降和衛生投入的宏觀效率低下”,而“問題的根源在于商業化、市場化的走向違背了醫療衛生事業發展的基本規律”。②·同年,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李玲教授也發表文章,不加引證地重復上引王、葛等人發現的問題,即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沒有直接帶來人們健康水平的提高”,且在投入增加的條件下,“醫療衛生的績效反而下降”。李的解釋也如出一轍:“主要原因是政府失職和市場失靈。政府在改革的過程中對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沒有明確的方向和目的。

編輯推薦

《病有所醫當問誰》內容豐富,論述透徹,具有很強的可讀性。現實條件約束了中國醫改的可及目標,也約束了實現可及目標的模式選擇和時間規劃。把天下五花八門的福利方案搬來容易,但要把人家的約束條件也搬來,就沒有那么容易了。中國醫改只能從自己的制約條件出發,才可能避免再次開出無望兌現的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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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評論 (總計3條)

 
 

  •     從經濟學角度分析醫改問題,提出中國醫療不符合供求與價格的經濟學原理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政府既不敢于開放市場,發揚民間和社會資金辦醫,又不愿意增加投入,還要保持醫療的公益性,故而造成了看病既貴又難的怪現象。對醫療政策的制訂者非常有啟發性
  •     卓越把作者的名字寫錯了,是“周其仁”,而不是“周其人”。
  •     是否能對正在進行的醫改有幫助我們不得而知,但是作者多年的觀察和深入思考,絕非那些口號式的大道理能夠相比的。醫療問題是最復雜的問題之一,如何來分析這類型的問題是我們長期以來的困惑,在這個意義上,本書至少對我們如何來從事這個領域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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